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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周健01/许多时候，若产业不扎根民间搞再多也没用这一阶段，有不少基层政府的朋友找过来，说让支支招，怎么把地方经济促进一下，最起码搞一个烧烤基地、美食街或网红夜市，轰一下人气，顺带着吸引几个投资项目过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往往会摇摇头、摆摆手，说慢慢来，调研研讨之后咱再拿方案，再提建议。但这些朋友往往等不及，出门之后就火急火燎找下一个“高参”或有能量的“乡党”去了。他们，要的是能立马药到病除的处方，甚至只要表面的“流量”。这种情况很普遍。产业荒芜、税源枯竭、府库亏空，上面又一个劲儿强调“全力拼经济”，不急功近利才怪。可几全其美的“好事”，又在哪里？今年三四月份，祖国山川春花浪漫，各地主办的“樱花节”“桃花节”“茱萸花节”“海棠花节”“菊花节”“李花节”“梨花节”“桐花节”“连翘花节”等层出不穷，基本上都是“花儿搭台，招商唱戏”；四五月份，淄博烧烤、洛阳汉服大火，各地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如过江之鲸一样汹涌而至，回来之后就要求写总结、谈感想；前些日子，成都、苏州、南京、长沙等地的夜市迎来了一群又一群特殊的不速之客，他们不仅来吃各类美食，还一家又一家地问人家的经营之道；近来，驴友们发现，继黄河壶口瀑布沿途部分路段也被围墙遮挡起来之后，青海湖、梅里雪山等知名景区也开始效仿，“门票经济”又骤然升温（我们这里的杜甫故里公园也开始卖门票了）……

有些做法，我并不反对，因为发展文旅产业，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载体，老百姓经过三年疫情，也的确需要出来乐呵一下。我只是觉得，各种项目互相跟风模仿，实施中粗制滥造，只注重浅层次的物质性新艳猎奇而忽略了深层的精神性体验感受，那么这样的文旅项目，与形象工程无异；你有我有，千“地”一面，没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独特性，就难有持续的生命力；有项目、无产品，有门票、无服务，有景区、无配套，有美景、无人文，吃喝玩乐、衣食住行不能形成有机的产业链，即便再多的人来，都不会留下好口碑。一句话，不结合地方的资源基础和实际状况，不面向基层进行细致而耐心的服务，搞任何产业，都是“表面光”，都会浮光掠影。发展产业的指向很重要。一些产业，不扎根民间，不解决实际民生，这样的产业，搞得越多越有问题，越是形象工程。

02/范仲淹在恢复经济发展上的天才举措如何在“荒政”（灾荒、大疫及其后采取的施政措施）年代推动经济发展，我们的古人不乏相关智慧，有的在今天看来仍比较前沿。比如范仲淹和他的“荒政三策”。古代的士大夫中，范仲淹是一个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的人——不仅仅在于他在领兵打仗、治吏辅政、兴教育才、事母教子等方面的言行举止，还在于他的经世略、恤民生等方面的所作所为。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皇祐二年，吴中大饥，殍殣枕路。是时范文正领浙西，发粟及募民存饷，为术甚备。吴人喜竞渡，好为佛事，希文乃纵民竞渡，太守日出宴于湖上，自春至夏，居民空巷出游。又召诸佛寺主首，谕之曰：‘饥岁工价至贱，可以大兴土木之役。’于是诸寺工作鼎兴。又新敖仓吏舍，日役千夫。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，嬉游不节，及公私兴造，伤耗民力。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，皆欲以发有余之财，以惠贫者。贸易饮食、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，日无虑数万人。荒政之施，莫此为大。是岁，两浙唯杭州晏然，民不流徙，皆文正之惠也。岁饥发司农之粟，募民兴利，近岁遂着为令。既已恤饥，因之以成就民利，此先王之美泽也。”

南宋吴曾著《能改斋漫录》里，则对范仲淹利用朴素的“供需平衡”原理控制粮食价格的做法，进行了具体描述：“范文正治杭州，二浙阻饥，谷价方涌，斗钱百二十。公遂增至斗百八十，众不知所为。公仍命多出榜沿江，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。于是商贾闻之，晨夜争进，唯恐后，且虞后者继来。米既辐辏，遂减价，还至百二十。民赖以生。”将这两段话综合起来，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恢复经济发展上的天才举措：其一，纵民竞渡，以旅游业和贸易的发展，拉动消费。范仲淹积极鼓励、组织当地百姓划船竞赛，放纵有钱人在西湖上竞渡玩乐，而且将这比赛的规模做大，把举办的时间拉长，由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。他还亲自参与、观看（“太守日出宴于湖上”）。在他鼓动之下，赛事热火朝天，贸易饮食业空前发展，百姓收入相当可观（“居民空巷出游”）。其二，大兴土木，进行固定资产投资（寺庙、粮仓、官舍），雇佣饥民“以工代赈”（“诸寺工作鼎兴。又新敖仓吏舍，日役千夫”）。这样做，既进行了城市建设，又解决了大量饥民失业流离之苦。其三，提高谷价，利用商人囤积居奇的心理，高调官宣（“出榜沿江”），待粮食迅速运来并达到市场饱和之后（“晨夜争进”），以供求关系的平衡机制促使其价格回落，最终达到每一个人都有饭吃（“民赖以生”）。当然，最基本的还有一条，发动国家和民间力量，为灾民提供物资（“发粟及募民存饷”）。

但这属于常规做法，一般人都会这样做。范仲淹的高超之处，是他充分尊重民本和民生，以当地老百姓和富人的特长、喜好、需求为发展产业的出发点（“喜竞渡，好为佛事”），搞活动、促贸易，兴基建、拉动就业，充分将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市场对生产要素的调节结合起来，不仅实现了“发有余之财，以惠贫者”“民不流徙”和“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”的目的，还成就了“民利”，让当地老百姓过上安康生活。他没有到外地学习“淄博烧烤”“洛阳汉服”那样的经验，但自创了具有杭州本土特色的龙舟竞渡等大型活动和“投（投资）工（建设）贸（贸易）”一体化产业链，奠定了杭州走向繁荣的基础；他不避讳监司的“不恤荒政，嬉游不节，及公私兴造，伤耗民力”奏劾，而是我行我素、从容应对，最终以结果的无可辩驳证明自己的正确；他没有向中央和上级部门要更多的“政策”，而是因地制宜地利用朴素的市场规则和实际资源，实现了贸易流通和供求平衡，促进了城市经济体的生态聚集和良性发展……从这些角度看，范仲淹完全可以成为当前许多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上的启蒙老师。关键是，得动脑子，得看民间，不能懒政。

02/那遥远的古风啊已经失传今年4月，郑州东郊某镇的一位领导前来问计：如何快速促进消费？如何找到新的产业支撑？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增长？这个镇，有几个大型文旅、游乐和商业项目，房地产楼盘也鳞次栉比。但三年疫情中，地产歇火，文旅停滞，财政收入由原来的十几亿元几乎骤降为零。怎么办？从上到下都很急。今年年初，上级领导鉴于该镇的产业基础，要求他们快速搞一个能吸引人流、客流的消费项目，具体来说就是以某村为基点，利用与那几个大型文旅、游乐和商业项目近的优势，发展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，聚拢人气，提振当地发展经济的信心。我去看了，的确街道整洁、道路宽敞，地理位置优越，离郑州也近，家家户户房子大，有搞民宿、发展餐饮产业的基础条件。但毕竟还是乡村风貌，必要的投入和改造还是需要的——镇里的说法是，没钱，能不能少投入就能出效果？或者，政府少投，村里和居民多投，能否多渠道把钱的问题解决掉？我不置可否，只问他们的初步打算。他们的规划是：村民养羊，能不能辟出一块地、盖几间房，搞一个烧烤基地（学淄博）？村民住房外面都刷出了大面积的白墙，要不要搞搞涂鸦艺术（学当时正火的鹤壁三家村）？村民门前都有空地，能否都种上花（学兰考张庄）？……我问除此之外呢？回答说，没有。没有，还没钱，这就难办了。凭空去发展产业，去吸引客流，任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

虽然如此，出于人家招待我一顿午饭的好意，我还是给他提了一个简单的方案。当然，说它是一个创意也行，少花钱、多办事，或者多在软件上花钱，少在硬件上花钱，能够给他们在如何打造“网红经济”上提供一个系统的参考意见。总体来说，这份方案的要点如下：一、总推介语：在XX，为郑州开东门，为开封开西门（注：XX系该镇的这个要开发文旅的村，因处于郑州与开封的交界处，故面对两个城市市场。能把这两个城市的消费人群吸引过来就足够了。）二、产业布局：1、立足于吃，把烧烤和农家乐做起来。前者可引进锅圈烧烤基地这样的外来经营者，有现成的模式和品牌，镇上省力省事；2、立足于喝，把金星精酿啤酒馆引进来。搞一个小型的啤酒广场也未尝不可（和锅圈一样，都有扩张计划）；3、立足于观，村里可腾出一部分土地种植大麦，做麦田艺术。为什么？因为中牟的“牟”字，有“大麦”之意（《诗经》：“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”）；这个村庄又临近《戏剧幻城·只有河南》，那里面种植着大面积的小麦，看完小麦，再来这里看看大麦，不是相得益彰吗？4、立足于赏，发展“东门”美丽经济。《诗经》中的“东门”，与美和美女相关（《郑》风中类似“出去东门，有女如云，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”这样的诗句，比比皆是），何况，离此不远就是美男潘安故里。具体是什么表现形态？比如围绕着汉服、水上乐园、爱情鹊桥、诗经文化节等做文章。5、立足于游，把古渡口文化和赏菊文化结合起来挖掘。北宋时苏东坡曾携友人一起乘船到此地赏菊。镇上可引进临近的开封食用菊产业项目，弘扬菊文化，让菊花离郑州人更近。6、立足于买和卖，设置西瓜交易广场。这一带产西瓜多，临近夏天，农民卖瓜难一直都是一个大难题。结合附近游客多的优势，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西瓜节，联合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展公益助农活动，实现中牟西瓜的定点集散。三、把握要点：立足民生，量力而行；产业为本，文化为魂；寓教于乐，以文化人；内生为主，外招（招商）为辅；政府引导，村民作为主体实施；软硬（工程）兼施，以软促硬；打通历史和地理双重空间，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消费；有形有体验，有情有内涵。

客观而言，这份“方案”大纲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，多属即兴发挥而已，与现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“生态农庄”“绿色农场”等综合旅游体的规划概念，相去甚远。不过，这份“方案”不是复制品，里面没有“设置”太多的投资，且着眼于挖掘地方的文化特色和产业内涵（《郑风》中的“东门”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？此说另当别论）。我想他们要是能拿去用一下，说不定还真能闹出一点动静、捧出几个网红点出来。可惜，除了介绍他们联系到锅圈，而锅圈又派人前去考察了一次之外，没听说这个镇、这个村有其他什么举动。以后没再关注这件事，就像发了一篇文章一样。这“方案”已经废了，不值钱。有一天和一个媒体朋友说想写这个方案中提到的“东门”文化，那个朋友对我笑了笑，一语批了过来：“这个方案，你说错对象了，换一个懂文化的人或许可以。”我的第一反应是：我错了——错在夫子自道、耽于想象；说的对象也错了——现在，许多人都不是范仲淹，甚至连范仲淹的门下走卒都不是。那遥远的古风啊，已经失传。